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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村舉大債，白條一大堆。”這已成為個別地方村級債務的真實寫照。有的村白條竟然打了近40年，到底是誰欠下的都無從找起。

《經濟參考報》記者近日在西部多地采訪發現，部分農村負債問題嚴重。有的村負債幾十萬，有的超過千萬;有的是上個世紀的“白條”，有的是近幾年的新債;有的村干部被圍追堵截不敢出門，有的村干部被逼借高利貸替村還債。“舊債未了又添新債”，多數村沒有償還能力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村級債務如雪球般越滾越大。

欠債幾十年：

白條一大堆

“白條到底有多少張我記不清了，不過應該有1公斤重。”呼和浩特市新城區生蓋營村村民云有貞反映，從2008年至2013年，十多位村干部因檢查、雇工等用餐，在他家飯館打了30多萬元的白條，一直未還。記者看到，這些泛黃的白條欠款額從一百多元到幾百元不等。

事件引起新城區政府關注，在紀委等部門介入下，30多萬元的債務最終決定“誰打的白條誰來還”。盡管村干部們覺得有些無奈，但又不得不“擔當”。前任村主任委屈地說，自己只是作為村委會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條上簽了字，這筆錢跟他沒關系。白條到底由誰來還仍在爭議中。然而，記者發現，這筆陳年舊賬僅是生蓋營村村級債務的冰山一角。

這幾天，生蓋營村的村支書劉建平、村主任渠源湖被催債整得焦頭爛額。“有好幾撥人同時討債，其中一家企業盯得最緊，三年前村里欠下人家土地補償費80萬元，天天打電話催。”劉建平說，“企業讓我給打個欠條，我才不哩，一打條就會被起訴。”渠源湖顯得更為焦慮，他說，等年底幾個工程審計完就該付款了，村里的缺口估計有三四百萬元，到時日子更不好過。

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，日子不好過的不止生蓋營村。記者隨機入戶了烏蘭察布市一鄉鎮，據“三資核算”結果，鎮里8個村中有5個負債，其中一個村負債27萬余元。記者來到該村采訪，村支書向記者倒出了一肚子苦水。他講述，債務主要有村干部多年前的工資、村干部墊資、雇工費、機電井維修費等，有的是1997年欠下的工資，有的是新近欠下的維修費。“歷屆村兩委欠下30多位村民的錢，父親死了，兒子接著要，擰得很緊。”

存量大、增量多、無償還能力，這幾乎是大多數村子面臨的普遍問題。有的村白條打了近40年，到底是誰欠下的都無從找起。而近幾年新增的債務更是量大驚人。某縣的村級債務規模達7.9億元，僅一個鎮的村級債務就達7700萬元，其中最多的一個村負債超過1000萬元，總負債占總資產的50%。陳年舊賬一般是吃喝欠下的，新的債務大多用于公共事業、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村集體經濟發展等。

↑趙乃育 繪

“民告村”接二連三：

村干部玩起“躲貓貓”

催債的壓力和躲債的困擾，讓一些村干部苦不堪言。烏蘭察布市一村支書郭海俊苦笑自己是“兩肩挑”村干部，一肩挑著發展的擔子，一肩挑著沉重債務。前些年他按照鎮里安排，聯系挖機隊為村里拆危舊房，欠下150萬元工錢，20多名工人直接堵門、扣車，賴在他家不走。迫不得已，他借高利貸等還了40萬元。“我去鎮里要了四五十趟，真不知道哪天能還清。”

最近，在某個全國文明村當村支書的董建軍“壓力山大”。他剛收到債主通知，“我要起訴你們村，等著法院傳喚吧”。他講述，評全國文明村前后幾年，村里組織了200多次村民才藝展示，其間招呼大伙用餐，欠下約12萬元餐費;村里蓋起戲臺，村民和上級領導要求唱戲，累計欠下約49萬元演出費，劇團甚至把他家的幾車水果扣走抵債。“這次是因為還不起錢，一個戲班子起訴了村里。”

這種“民告村”的案例不在少數。在內蒙古中部一村莊，村集體欠了四五十戶農民的錢，村民多次索要未果，告到了鎮紀委，還有的直接將村委會告上法庭。

此外，村級債務的形成還與財務管理松散，項目建設村級匹配金額過大，個別村寅吃卯糧超能力發展等因素相關。一些村干部為還舊債拆東墻補西墻，甚至突破了專款專用限制。2014年，赤峰市山嘴村25萬元地面硬化項目中，村支書、村主任將本應20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，降為10厘米，節省下11萬元還了村級欠債，2017年兩名村干部被問責。

還有一些村，對待村級債務走了極端，怕生債而不敢想、不敢干，認為“撥多少錢就干多少錢的事，沒錢就不干事，不干事就不會負債”。這種“等靠要”思想同樣制約農村發展。采訪中，一些村干部表示，寧肯不發展也不負債，哪怕欠下一塊錢，最后都是找自己來要。

多數欠債為發展：

發展還債是正途

債務不是洪水猛獸，一個地方有債務并不代表有問題，沒有債務也不說明就是好現象。業內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，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債務問題，既不能談“債”色變，也不能聽之任之。

記者調查發現，多數村級債務是為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。因此，對待村級債務，需區別對待舊債和新債，開展專題調研，分門別類提出解決方案。有的地方，媒體一曝光，紀檢監察部門一介入，迅速了結，顯然不是最合理的辦法。

基層呼吁，全面從嚴治黨，還要加強對基層權力的監督，加強基層“微腐敗”治理，在村級債務問題中嚴肅追責，查處懲戒一批蒼蠅，讓涉事人員付出應有的代價，切實解決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。

當務之急是要摸清債務底數，分類施策，集中清理舊賬。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潔等人認為，各地應全面核查村級債務底數及成因，然后因村、因債分類處置。可采取結對抵沖銷債，對債權人已不存在或已放棄債權的呆賬依法核銷，盤活存量資產化債等多種方式化債。

具體來看，首先要增加基層公共建設投入，破解集體經濟難題。尤其是偏遠的農村，基礎設施建設等配套壓力較大，有村干部表示，因為拿不出配套經費，好項目也不敢要。多位縣委書記和鄉鎮干部認為，化債還是要靠發展，通過政策引導、項目支持等方式，積極培育村集體經濟。涉及土地使用上，加大改革力度，可通過靈活置換土地等方式，為農村發展留出空間，使村集體經濟在化債和防債方面發揮源頭活水作用。

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，農村本級支出明顯加大，而在很多農村，特別是貧困地區缺乏村集體經濟，上級撥付的辦公經費又很有限，讓村集體捉襟見肘，很多工作不欠債無法開展。

包頭市沙爾沁一村去年辦公經費僅有3.5萬元，集體經濟收入為零，靠著討要欠款獲得8萬元收入。“一家人吃喝拉撒一年，3.5萬元都不夠，更別說一個2700多人的大村子。”村支書王夢寧介紹，去年僅村委會各類工作人員工資，就支出7萬多元，此外還因維修路面等產生了支出，不僅沒結余，村主任還墊進去7萬元。“村里還有三四十萬的舊債，廁所馬上要塌，根本拿不出錢修，只能貼張紙讓大伙當心。”

其次要完善村級財務制度，劃定債務率紅線。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田孟表示，在村級債務問題中，還需警惕“無責任的發展欲”，處理好“弱發展能力”與“強發展欲望”的關系。業內人士認為，應完善村級財務制度，強化預算管理，劃出債務率紅線，確保債務“適度、可控、短期”，把化債與防債列入村干部，特別是村支書政績考核內容，并把村干部離任審計真正落實到位，避免任期內無限制、無責任舉債。

此外，還要樹立過緊日子思想，嚴格壓縮支出。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同時，應在村兩委中大力弘揚艱苦奮斗、勤儉節約精神，合理規劃項目建設，認真確定每一項開支，減少隨意增加非必要性開支，嚴禁舉債列支村級非生產性支出，嚴格控制盲目舉債行為。(記者 張麗娜 王靖 安路蒙)